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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孤独。按人生顺序,曾在农村种过地,在大学读过书,在工厂搞过技术研究,做过文字编辑,当过信访接待,干过企业生产管理和经营。现热衷浏览网页、经营自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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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学鲁迅?  

2010-09-27 12:13:00|  分类: 原始诗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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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树人”,因为他发表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作多以“鲁迅”署名,遂致天下皆以此名而认其人。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的泰斗名人,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但凡能够细细地读过他的文章,都会对于先生文笔之犀利和思想之深刻留下经久难灭的印象。

走进二十一世纪,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正逐步消解(西欧人士语)”,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大势所趋,中西方两极对立的思维和信仰模式被彻底地颠覆解构。美国的“新经济模式”被我们的某些人视为发展的唯一典范,几乎全盘照搬;自由主义这个新鲜迷人的字眼,正在逐步占据我们思想界的主潮,成为某些人力追不舍的目标。与此相对应,文化界许多青年批评家正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走出民族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理由很简单,“世界只有一个和平,只有一个正义,只有一个仁慈”,文化整体化才是人类唯一的道路和希望。他们在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超越文化视野的世界宗教视野。

如葛红兵、余杰等文坛新锐正在快马加鞭,呼号呐喊。他们都在试图打碎偏狭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有限文化”的牢笼,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奠基于无限者和超越者的文化,这个“人”是大写的“人类”,并教会人类以爱,以悲悯,以同情,以善良,以仁慈,从而克服不同文化支脉对这些共通的美好理想的破坏和歪曲。具体到中国那就是对“20世纪以来立足于自立自强的宏扬民族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否定性反思和责难。“学而不思则惘”,反思是必要的,本无可厚非;但我们分明又从他们自诩超越的冠冕堂皇的言论中嗅到了新一轮文化“拿来主义”的腐味,披着博爱的“画皮”,满足于个人道德形像的塑造,漠视中国现实,丧失了真诚地为民族未来的发展作筹划的宏愿。如果说上一个世纪我们的“拿来文化”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被迫的选择,是骤风暴雨式的呐喊,是为了让中华民族不为外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那么“新拿来主义”则显得姿态从容不迫,文风宽容大度,颇有“有闲者”的贵族味。如果说,几年前他们充满激情的言辞间还貌似有点“五四”战斗余韵的话,那他们现在则为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和世界“接轨”,步调一致,思想一致,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我们如何才能不被“文明人”所讥笑言行的“野蛮”。面对外来强势文化风起云涌的入侵,他们甘拜下风自叹不如,甘心作了西方文化的“虫豸”;满脑子里只有跟上的“奴态”,而没有超越的“狂人”;他们自己欣欣然做稳了奴隶而讥笑前辈“作奴隶而不得”。他们无视中国的现实,闭上“朦胧的醉眼”不害腰痛地唱着圣经的赞歌,做着一个颂经牧师的的角色,而这却不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包括我们其他领域最切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先经济着手,以文化为抓手――美其名曰“转变思想观念”,继而拾级而上至政治,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

这就牵扯出一个话题: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学鲁迅?

是全盘的“拿来主义”――完全按照西方的文化和经济的观点和做法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是为与保持和世界接轨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我们某些曾经落后或腐败的东西来证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

恰恰相反,“奴性”十足的中国民众最需要的是青年们批评家学学“鲁迅风”而不是宣扬宗教忍让的“肉喇叭”。他们呼唤和平,却殊不知和平是以自我发展、自强、斗争为前提条件。终极信仰缺失在他们眼里是中国文化从娘胎里带下的根病,他们要唤起和培养中国民众拥有融入世界的共同信仰。然而,什么才是“洋奴”眼中的终极信仰?是宗教信仰或美其名曰宗教精神;然而它是否能够和有条件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存在呢?特别是在中国国情下;是否必须有所谓宗教信仰或精神才会生成关照人类的情怀呢?不!鲁迅笔下“反抗者的文学”同样不乏对人类关怀的力度和情怀,以及对人性行而上的思考和追问。

在新一轮“拿来主义”面前,我们是选择战斗还是自我麻醉呢?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我想,在文化上,我们是该打开国门、主动接纳,对外来文化的集体意识要有“勇气”“沉着”“勇猛”“不自私”的拿来,但也要根据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土壤,产生“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闻一多语);我们文化选择价值重构的立足点和终极目标还是“强国兴邦,利国利民”;这并不是一个对西方文化“妖魔化”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而是关切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和生存问题;“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现实世界中正在验证着的真理。只要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一日存在,我们就有理由坚持“请进来,送出去”的原则。

我们还要学会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我们有必要去反对我们传统中的落后或腐朽,但我们更有必要在面对这些所谓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潮时,作坚决的斗争,1989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再为1989年去纠缠不清。

鲁迅并不是为纯文学而生的,鲁迅所要面对的是一国的传统文化,鲁迅所要面对的是一国的国民,鲁迅所要面对的是众生,鲁迅之于文学,就像战士和他手中的戈矛,就像医生和他手中的手术刀,就像清扫夫和他手中的扫帚,该拿戈矛的时候拿戈矛,该拿手术刀的时候拿手术刀,该拿扫帚的时候拿扫帚。现在又有人说,要把鲁迅推倒,不砸烂鲁迅这尊“塑像”,就无法建设“现代文学史”,就无法让历史背后“比鲁迅还鲁迅的人物”走到前台。修建文学史,这绝对是必要的,现在的许多人也正在做,这样的著作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应该尽可能还历史人物以公平,请他们回到他们应在的位置,尊重和承认他们的贡献和价值。但是,就我所知,这一切并未因鲁迅曾经存在和仍在被不断被提起而有所阻碍,举例来说,十多年来,胡适的名字越来越响,梁实秋著作的花样越翻越多,陈独秀在历史上的位置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林语堂的文章在网络上也俯拾皆是,随着上上下下许多人对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著作文章的导读,那些历史文化名人对历史、对国家以及民族命运的思考尚未能普及,那些历史文化名人思考过的问题许多还没有解决许多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些历史文化名人茶余饭后的闲谈却经过各种媒体和途径四处扩散,一时间许多仿风花雪月清谈闲适的东西竟泛滥开来。就是在这种时候,我才又一次深深地想起了鲁迅,我才越发感到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

由此看来,即便我们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要向鲁迅学习,要像鲁迅那样:拿起笔和刀,解剖自己,斗争敌人,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或政治。

 

 

 

参考文选:葛红兵《障碍与认同》、余杰《压伤的芦苇》、摩罗《因幸福而哭泣》、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梁实秋《关于鲁迅》、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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